余世存
世存有一個觀點是：歷史才是中國人的宗教。
他說，歷史對中國人的宗教功能是一個粗線條的，它的形式感沒有西方宗教那麼強，但歷史的宗教感是很高遠的。無論是在現實中遇到苦難還是得到滿足，都可能會需要歷史這種最高參照物。“其實很多統治者、社會管理者都害怕歷史，尤其當社會動蕩不安的時候，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被載入史書。這就是中國歷史的審判和糾錯機制。”
南懷瑾先生在談老子的時候曾說，整個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因果史，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。余世存很贊成這種說法，這不是關于因果報應的唯心論，而是因果律的科學學說。善與惡的傳承會造就一個社會的冷暖和優劣，不要認為道德的豐滿與否與物質的富足與否沒有關系，事實上，心理常常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的生活品質。
現代都市文明異化程度日漸突出，無論是生存環境還是人際交往都超出了這個時代心理可承受的范圍。余世存說，今天的社會很可怕，信任的鏈條正在一節節斷裂，善良在貪婪面前變得可悲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即使沒有助人為樂，也絕不能見死不救，這是人之為人的一種本分，一種天職。
余世存寫《老子傳》，他對老子的理想國有著很深的向往情節。即使我們已經回不去老子的理想國，卻可以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理想國——表現出自身的能動性，也許過去充滿太多的辛酸苦辣，卻還是能對現在的狀態感到很滿意。這是余世存的“近乎理想國”理論，“感到滿意”不是掩耳盜鈴，而是問心無愧。
“一個對社會有仁愛之心的人也不應該整天憂心忡忡，也沒有必要怨天尤人，把本分做好就夠了。”在余世存眼裏，如果把人情的冷暖卻怪責于制度，那不過是思維還停留在某些碎片上，人應該順應自己的內心和良知，不能說某種借口很好就拿著借口過日子。“如果是這樣，中國社會就會像個螃蟹，你掐我我掐你，相互鉗制著。”
Q&A
“讓世界停下來”
芒果畫報：怎麼評估今天的社會狀態?
余世存：現代都市的文明出現了危機，無論是環境污染、社會道德還是都市人群的生活質量，中國人都能感受到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，大家都被捆綁到戰車上去了，人人都下不來，這是一個很現實的生存緊張的問題。歐洲的戴高樂，德斯坦都批評過這種現代化的生活模式，這是一種把人誤入歧途的道路。曾經由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佩羅，他的競選口號就是“讓世界停下來，我要下車”。之前是大家爭先恐后往這輛戰車上爬，但是當大家好不容易爬上去以后卻發現，其實這并不是我們想要的生活。這個東西對人的異化太嚴重了。
芒果畫報：是不是這樣的社會異化造成了“人心不古”?
余世存：社會騷亂和道德缺失其實是人們對都市文明異化的一種反抗。從我們自己身邊來說，所謂城裏人那套生活模式，從心裏上來說是很排斥的，但因為限于條件，我們又無法擺脫它。我之前也逃離北京，到云南鄉下生活了兩三年，也是希望通過自己的閱讀和實踐，找到一種跟現代社會更契合的一種生活模式。“人心不古”的根本不在社會，而在人，每個人的每一個行為會形成整個社會的行動模式。
善行，不能因噎廢食
芒果畫報：怎麼看待現在某些做好事卻被誣陷的現象?
余世存：這對社會有一定的打擊，主要對社會持有悲觀心態的人。只要我們對社會還有信心，有同情慈悲心，遇到這種事，那麼還是會有人去做。我們并不能因為這個事情，就陷入低谷，精神狀態就垮了，這是不應該的。另一方面，整個社會也應該被教育好，不應該去傷害這種愛心，如果這種愛心還老被人去傷害，那就太可惡了。這也是社會痼疾沉疴的表現。如果這種現象再不能得到改觀，以后大家都愛心只能獻給小貓小狗了。
芒果畫報：您寫了《老子傳》，你心中的理想國和老子的理想國有什麼不同?
余世存：可能還真不一樣。一方面，老子對大國政治是非常關注的，而且為他們做了很多構想，另一方面，老子也說，如果人類社會的交往能夠少的話，那就盡可能的少。也就是說，他愿意去回歸那種小國寡民的狀態，只是我們現在都回不去了。我們只能說，把社會物質基礎做好，同時把社會交往保持一種綜合狀態，不能讓它過濫。認識太多的人會耗盡自己的心智。保持簡單的生活模式可以使自身擁有更多的精力去做應該做的事。
芒果畫報：您覺得作為知識分子，怎樣才可以幫助這個社會?
余世存：我每年都會寫一篇長文來總結這個社會，把針砭時弊當成一種社會擔當是一個文化人最應該做的。我有幾個概念：比如這個社會的個體成員都不具有成年人的理性，都是類人孩;比如中國每隔幾年就會有一次劫難，我把它稱為“中國劫”，我們前三十年是政治文革，現在三十年是經濟文革，所以我們的人生如果不自覺的話，都會被耽誤的。比如一個人有唱歌的理想，但是為了買房子必須干別的還債，最后耽誤了可以唱歌的時間，這是一個典型的經濟文革對文化財富的扼殺。
(感謝熬吧讀書會對本文的支援)